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训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1956年10月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的发生，有复杂的外部和内部的原因，其中没有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国内情况看，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1956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但是，由于在三大改造中的某些过急过快的错误，加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以及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导致了某些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和激化。

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1956年10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所始料不及的。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

国际国内出现的上述新情况、新问题, 引起了党对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注意，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矛盾，也就成为党和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在充分准备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规模空前、共有180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共12个问题。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时，也就是这12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顺序对调了一下。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这次讲话后，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此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因此讲话稿在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一些同原讲话精神不相协调的论述。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讲话重点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指出，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第二，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在区分两类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应当运用的方法。他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所谓专政的方法，就是镇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对分子，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可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

第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处理政治思想、经济、党派、民族、科学文化等领域矛盾和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针。在思想领域，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思想性质的问题，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各方面的事业在蓬勃发展，但是目前困难还很多，这也是矛盾。因此，我们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第四，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最后一个部分，还探讨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篇十分重要的理论著作，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首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和建设提供了哲学基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对于在新形势下认识和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正确认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有新思路和新办法。但是，毛泽东当年所提出的许多基本方针在今天还是适用的。比如：“团结——批评——团结”是处理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重要方针；“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是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重要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指导我国艺术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重要方针等。因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